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，是继讯问开头后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步。说它关键，意思就是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不端正态度得到端正，就能使讯问顺利地进行下去，否则，讯问就无法进行，将不欢而散。说它重要，意思就是被讯问人不端正的态度得到端正，就能及时地制服被讯问人，进而突破被讯问人的抗审心理防线，促使被讯问人作出如实的交代，认罪、认错，悔过自新。否则，被讯问人就不会接受讯问，死守抗审心理防线，拒绝作出交代和拒不认罪、认错。一些讯问之所以进行不下去，导致不欢而散；一些被讯问人之所以有恃无恐，无法制服；一些被讯问人的抗审心理防线之所以无法突破；一些被讯问人在确实、充分的证据面前之所以拒不交代；一些被讯问人在事实面前之所以只承认事实并不承认有罪、有错，就是因为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得不到端正。
在讯问实践中，许多讯问人员没有注意和重视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这一步，在被讯问人的态度尚未得到端正的情况下，就迫不及待地将讯问切入主题，讯问被讯问人的犯罪或违纪违法事实，以至于不是被讯问人与讯问人员闹翻，就是出现对峙胶着的僵局。因此，在讯问中，讯问人员一定要重视这一步，走好这一步。
事实上，我们在前面论述的讯问开头这一步，就态度不端正的被讯问人来说，也是在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。经过讯问开头这一步，有的被讯问人能够端正态度，但绝大多数的被讯问人，态度还是不能端正的。因此，讯问开头后，对于态度不端正的被讯问人，讯问人员就要集中力量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，使之有一个端正或比较端正的态度对待讯问。
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，对于建立起讯问的正常秩序，保证讯问的顺利进行；制服被讯问人，使之乖乖受审；突破被讯问人的抗审心理防线，促使被讯问人作出如实交代和真诚的悔过自新都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是否端正，决定着讯问能否有一个正常的秩序。也就是说，没有被讯问人对待讯问态度的端正，就没有讯问的正常秩序。
讯问秩序正常，讯问人员根据讯问思路对被讯问人进行有序的讯问，被讯问人按照讯问人员的要求接受讯问，回答讯问人员的提问。只有在这种正常的讯问秩序下，讯问才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。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讯问秩序，被讯问人不接受讯问，或气焰嚣张、盛气凌人、蛮横无理，向讯问人员发难、质问、声称要控告，对讯问人员进行威胁；或公然激烈对抗：捶桌子、摔板凳、砸物品，辱骂、动手殴打讯问人员；或目空一切、蔑视讯问人员；或胡搅蛮缠；或矢口否认；或闭口不语；或毫无反应；或实施无赖行为；等等。那么，在这种混乱秩序的情况下，讯问就将无法进行。因此，建立正常的讯问秩序是讯问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。
建立正常的讯问秩序，关键在于被讯问人对待讯问态度的端正。被讯问人只有在其讯问态度得到端正的情况下，才能停止或收敛这些不端正态度的表现，接受讯问，从而建立起正常的讯问秩序。否则，正常的讯问秩序便无法建立，讯问便无法顺利进行，其结果只能是乱哄哄的场面，被讯问人与讯问人员对着干，顶嘴、吵架、激烈对抗，或死气沉沉。因此，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有利于建立起正常的讯问秩序，保证讯问的顺利进行。
被讯问人能否自愿接受讯问，是由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是否端正决定的。也就是说，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端正，其就能够自愿接受讯问，否则，被讯问人就不可能做到自愿接受讯问。
由于犯罪或违纪违法行为要承担法律或纪律责任，因而，绝大多数被讯问人在讯问开始的时候，都不能以端正的态度自愿接受讯问，总是以不端正的态度拒绝接受讯问，千方百计地破坏讯问的正常进行，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，达到脱案、不被法律或纪律追究的目的。
要使被讯问人自愿地接受讯问，讯问人员就要有效地刹住被讯问人不端正态度的表现、彻底地挖除被讯问人不端正态度的根源，进而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。只有这样，被讯问人才有可能老老实实地接受讯问。否则，在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尚未得到端正的情况下，被讯问人是不可能接受讯问的，更不可能老老实实、自愿地接受讯问，其就会以其不端正的态度与讯问人员抗衡、周旋，拒绝接受讯问。因此，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，有利于使被讯问人自愿受审。
被讯问人的抗审心理防线能否突破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得到了端正，其抗审心理防线就有可能被突破，否则，被讯问人的抗审心理防线就无法突破。
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不端正态度，实质上是其构筑的抗审心理防线的前沿阵地、赖以抗审的第一道屏障，被讯问人首先就是以此屏障来抵抗讯问人员的进攻。这道屏障如果不能破除，被讯问人就会依托这一屏障与讯问人员进行垂死抵抗，那么，被讯问人构筑的抗审心理防线也就无法予以突破。而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得到了端正，表明被讯问人借以抗审的第一道屏障已被打破，被讯问人也就失去了这一屏障，再不能依托这一屏障进行抗审，这样，就为讯问人员全线突破被讯问人构筑的抗审心理防线扫除了障碍，打开了缺口。
被讯问人抗审心理防线的突破，需要被讯问人听讯问人员说话，听得进讯问人员所说的话，并在其心理上发生作用，促使其由拒供的心理向交代的心理转化。只有这样，被讯问人的抗审心理防线才能突破。而要做到这样，就要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。否则，在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尚未得到端正的情况下，被讯问人是不可能去听讯问人员说话的，更不可能听得进讯问人员所说的话。这样，被讯问人抗审心理防线的突破也就无从谈起。因此，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，有利于突破被讯问人的抗审心理防线。
被讯问人能否如实地交代犯罪或违纪违法的事实，完全取决于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。也就是说，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得到了端正，其以端正的态度对待讯问，其就有可能对犯罪或违纪违法的事实作出如实的交代。否则，被讯问人是不可能如实交代犯罪或违纪违法事实的。
被讯问人能否交代犯罪或违纪违法的事实，受其心理的支配。换言之，被讯问人在心理上认为应当如实交代犯罪或违纪违法事实的情况下，其就会对犯罪或违纪违法的事实作出如实的交代；其在心理上认为不应当交代犯罪或违纪违法事实的情况下，其就不会对犯罪或违纪违法的事实作出如实的交代。正因如此，被讯问人在对待讯问的态度不端正的情况下，其心理活动是：或认为自身有地位高、权势重、立过大功、财大气粗、身份特殊、所从事的新高领域离不开自己、自己是名人、水平高能力强的硬条件，讯问人员不敢、不会、不能对自己怎么样，凭自身这些硬条件定能脱罪；或认为自己有与领导关系密切、交际广、关系铁、江湖朋友多、势力强、家人与高官关系密切、亲戚是查案机关的领导或者高官或者手握实权的人物的优势，自己的这些关系、朋友、亲戚定能出手相救，凭外援定能脱罪；或认为自己作案手段高明、行为诡秘，自己已对现场进行了破坏，毁灭了证据，已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，查案机关和讯问人员不可能有那么大的能力，收集不到自己犯罪或违纪违法的证据，只要自己不交代，讯问人员就没有证据；或认为“无供不录案”，只要自己不开口，哪怕你讯问人员是神仙也难下手；或认为自己胡搅蛮缠、矢口否认、闭口不语、毫无反应、实施自杀、绝食、装病、装疯卖傻、躺在地上和衣和裤大小便的无赖行为，就可以纠缠住讯问人员、吓住讯问人员，使讯问人员束手无策；等等。在这些心理的支配下，被讯问人就不可能对犯罪或违纪违法事实作出如实交代，即使证据最确实、充分，被讯问人也不会作出交代。在这些情况下，要想让被讯问人作出如实的交代，就要破除被讯问人的这些心理，挖除其不端正态度的根源，端正其对待讯问的态度。只有这样，被讯问人才有可能作出如实的交代。因此，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，有利于促使被讯问人作出如实的交代。
被讯问人能否真诚地悔过自新，也取决于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是否端正。也就是说，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得到了端正，其就有可能真诚地悔过自新。否则，被讯问人是不会真诚地悔过自新的。
查处犯罪或违纪违法的目的，不仅仅是惩罚犯罪或违纪违法，更重要的是教育、感化、挽救犯罪或违纪违法人，使之“去邪从正”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，健康地复归社会。而要实现这一更重要的目的，犯罪或违纪违法人的真诚悔过自新起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因为犯罪或违纪违法人只有真诚悔过自新，才有可能“去邪从正”，成为对社会有用的新人，健康地复归社会。否则，就实现不了这一目的。
被讯问人的真诚悔过自新并不会自动实现，它是通过讯问人员端正其不端正的态度实现的。被讯问人在态度不端正的情况下，其考虑的是如何否认犯罪或违纪违法、如何推卸责任、如何能使自己脱案，根本不会考虑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或违纪违法和对社会、对他人造成的危害。因而，其是不会悔过自新的，更不可能真诚地悔过自新。特别是一些犯罪或违纪违法有客观原因，或被害人有错在先，或这种行为社会上普遍存在，或犯罪或违纪违法的动机出于工作、维护他人或自己合法权益的案件的被讯问人，认识不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或违纪违法，真诚地悔过自新更是无从谈起。这些态度不端正的被讯问人，其只有在态度得到端正的情况下，才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犯罪或违纪违法和对社会、对他人造成的危害，自己确实是错了，对不起社会、对不起他人，受到良心上的谴责，进而才有可能真诚地悔过自新。因此，端正被讯问人对待讯问的态度，有利于被讯问人真诚地悔过自新。